那之后我做了几个安排。
找到了丈夫生前的老战友陈伯——退休前是律师，为人正直。
我把情况简单说了。
“桂英，你提前做准备是对的。“陈伯叹了口气。
“我见过太多这种事了。有些孩子啊“
他帮我做了几件事。
首先把学区房的权属关系做了公证。
其次，我名下还有三套小公寓。
这三套房是我这些年一针一线攒钱，趁房价低的时候咬牙买下来的。
每套只有四五十平方，一直在出租。
明远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我有一套学区房和这间缝纫铺。
我从不显山露水。
不是为了防他——起码最初不是。
只是穷怕了，习惯把鸡蛋分开放。
但从刘佳怡进门那天起，我开始庆幸自己的这个习惯。
陈伯帮我把三套公寓设了限制——任何产权变更必须我本人到场并指纹确认，委托代办一律无效。
“你这是给保险柜上了三把锁。“陈伯感慨。
“我做了三十年裁缝。“我说。
“知道什么布禁不住拉扯。提前锁边，总比撕了再补强。“
此后两年，明远时不时来要钱，我给的额度越来越少。
他有怨言但不敢闹太大——学区房还在我名下。
直到那天。
我在家突发心梗。
送我去医院的是隔壁面馆的老板娘，不是我儿子。
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手机摔出去老远。
屏幕上是明远发来的微信。
“妈，月底了，这个月生活费还没打。“
时间，是我心梗前两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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