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处理完了所有离婚事宜。将属于我的财产和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，从那个曾经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，彻底搬离。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翻出了几本蒙尘的医学教科书。那是我自己的书。在嫁给傅星涵之前，我也曾是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看着书上熟悉的笔记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将它们仔细地装进一个单独的箱子，写上“收存”。我独自为公公举办了一场体面而隆重的葬礼。婆婆在葬礼上，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地向我道歉，也替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向我道歉。她将公公生前最喜欢的一支钢笔交给我。“诺诺，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支钢笔，你留个念想吧。我们傅家，对不起你。”我收下了钢笔。我和她之间，没有仇恨，只剩下同为受害者的唏嘘。傅星涵赔偿给我的那笔钱，我一分未动。我以公公的名义，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会，我给它取名叫“星光基金会”。用他名字里的一个字，去做照亮别人的事。这个基金会，专门用于资助那些因医疗事故而陷入困境的普通家庭。后来，我从新闻上看到一则后续报道。报道称，赵菲菲在狱中精神失常，终日不言不语，只是抱着枕头，反复念叨着“火锅”和“毛肚”。我卖掉了原来和傅星涵一起住的房子。我决定暂时离开这座城市，陪同父亲一起，去国外完成那一场被耽误了许久的考古工作。出发前，我收到了傅星涵从狱中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很厚，里面是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，满是迟来的忏悔和无尽的追忆。我没有拆开看。我开车去了郊外，将这封信，连同那只被我粘合起来的、破碎的紫砂壶，一同埋在了一棵新生的树下。父亲问我：“真的都放下了？”我摇摇头。“不是放下，是不需要再记起了。”有些过去，就该和死者一起，尘封于地下。我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过去的新闻和联系人。然后去营业厅，换了一个全新的号码。最终，在机场明亮的阳光下，我和父亲并肩站在一起，等待登机。父亲看到了我脚边那个写着“收存”的箱子。他笑着问我：“想好了？”我点点头。“总得有自己的事做。”我的新手机响了，是父亲在国外的同事打来的，确认接机事宜。一通打给未来的电话。挂断后，父亲转过头，再次问我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迎着光，也笑了。“准备好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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