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第二件事，是关于婆婆的。她从灵堂晕倒后，就被送去了医院。醒来后，整个人都像是傻了一样。不说不动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。我没有去医院看她。我只是让律师给她送去了一份通知。一份限期搬离我那套婚前财产房产的通知。她没有理会。或者说，她已经没有能力理会了。我便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，以“参与谋杀骗保的商议和知情不报”为由，对她提起了诉讼。我手里有她给我打电话，辱骂我“败家”的录音。有沈浩和苏月在争吵中提到“老不死”的证据。律师告诉我，虽然很难定她的罪，但足以让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官司缠身，疲于奔命。我就是要这样。我不要她死。我要她活着，清醒地活着。承受丧子之痛。承受穷困潦倒。承受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和鄙夷。让她为她过去的尖酸刻薄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果然。在接到法院传票后，她被强制出了院。她所有的积蓄，都用来请了律师。可她那点钱，怎么可能和我请的顶级律师团队抗衡。她很快就败诉了，并且被强制执行，从我的房子里被赶了出去。听说，她因为没钱，只能租住在城中村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。每天靠捡垃圾为生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做指甲。新做的红色指甲，在灯光下，像凝固的鲜血。我开着我的新车。一辆红色的，拉风的保时捷跑车。来到了她租住的那个地下室门口。这车，是用沈浩的存款买的。空气中，弥漫着一股垃圾腐烂的酸臭味。我摇下了车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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