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僵在病房门口,那两个便衣警察已经警觉地转头。“你认识她?”其中一人皱眉打量我。没等我回答,徐小雨轻声说:“让他进来吧”警察对视一眼,让开了路。推开门,消毒水味里混着淡淡的血腥气。徐小雨半靠在床头,左眼蒙着厚厚的纱布,右臂打着石膏,裸露的脖颈和锁骨处还能看到青紫的勒痕。但她的右眼是亮的,死死盯着我,像是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。“你还活着”她声音发抖。我喉咙发紧,慢慢走到床边:“你的眼睛”“左眼角膜没了。”她扯了扯嘴角,笑得比哭还难看。“还好他们没来得及摘我的肾。”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掐进掌心。病房门突然被推开,张老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。“果然在这!”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,“知不知道多少人找你?媒体把医院都包围了!”“你们现在还要隔离接受保护,不要乱跑。”张老师叹了口气,从公文包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:“认识这个人吗?”照片上是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,四十岁左右,面无表情。“地下室的护士。”我立刻认出来,“她给我抽过血。”“王德的情妇,也是器官网络的联络人。”张老师声音低沉,“昨晚越狱了,这件事没有表面这么简单”病房突然安静得可怕。两个月后,我坐在高考考场里。腹部的伤口已经愈合,但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痛。考卷发下来的瞬间,我恍惚又看到那间地下室,那些贴在墙上的照片,那些永远没能参加高考的名字。我深吸一口气,写下姓名:李想。笔尖在纸上顿了顿,又添了一行小字:——替你们一起。成绩出来的那天,张老师亲自来送录取通知书。“北大医学院?”他挑眉,“我以为你会选法律。”我摇摇头,看向茶几上摊开的报纸——王德和赵海昨天被执行死刑,新闻用了整整三个版面报道。“学医能救人。”我说。张老师沉默了一会儿,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:“徐小雨托我转交的。”信很简短:“李想:我去上海做角膜移植了。医生说有的复明希望。高考加油。——小雨”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照片,是我们在校运会上的合影。那时候她还能用双眼看见阳光。开学前,我回了趟学校。新校长带着工人们在拆除旧校医院,起重机轰鸣着砸向地下室的位置。操场边缘新立了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,上面刻着十九个名字。我把一束白菊放在碑前,花瓣上还带着晨露。远处,高一新生正在军训,口号声嘹亮。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,照在纪念碑上,也照在那些年轻的、生机勃勃的脸上。我转身离开时,听见一个女生小声问同伴:“那学长是谁呀?为什么在哭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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